刘秀之后的皇帝是谁 刘玄和刘秀谁的功劳更大

　　刘秀

　　有史家分析，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处理开国功臣，比较典型的莫过于三种方式：汉高祖刘邦、明太祖朱元璋“飞鸟尽，良弓藏”诛杀功臣的残酷方式；宋太祖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开国功臣兵权的和平方式；还有就是汉光武帝刘秀“退武进文”收缴兵权按封就国的明智方式，即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谓东汉光武当朝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之举。其实，此举就是退武官而进文官，将建国时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，改造为以文吏为核心的文官体制。

　　刘秀“退功臣”的过程进行得十分谨慎与策略。全国平定之后，作为武装集团首脑的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，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功臣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，更增添了光武帝制御功臣的难度。作为战乱中过来的皇帝，刘秀对此看得非常透彻，在其称帝之初“退武进文”之策就已显露端倪。

　　刘秀称帝次年，即建武二年（公元26年），他在夺取天下尚未分晓时便大封功臣，同时诚恳告诫部将，切戒“放纵”。因刘邦诛杀功臣前鉴不远，刘秀的忠告很容易被部将接受。

　　建武十三年（公元37年），刘秀第二次大封功臣，除一批食四县的侯爵外，大将军李通、贾复各食六县，但必须“上将军印绶”以“列侯就第”，不与国政。虽然这使得尚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军们毫无准备，但将军们还是遵从刘秀的诏令，一手缴出将军兵权，一手接过侯爵印绶，按封就国。这样，“退武”进行得很顺利，没有引起国家震动。

　　清末绘制的“云台二十八将”年画

　　与此同时，刘秀迈开了“进文臣”步伐。刘秀称帝的第十三年得来全国统一局面后，便急于进行了“进文臣”人事调整。其任务之一，就是把那些勋高震主的功臣以高赏易其权柄，更新为和平时期便于统率的官吏队伍。据史载，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，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，其中六人都是文吏。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，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。

　　刘秀对文臣有自己的特定标准，那就是通儒术，信符谶、没有功臣和国戚背景者，以确保听从政令。至于对功臣所担任的国家政务方面的职守，能换的换下来，不便换的就“虚”起来。其转换的最大动作之一，就是把“三公”变成名誉职务，而把实权集中于由他个人专断的尚书台。

　　虽然三公齐备，但刘秀在位时先后进入“三公”的吴汉、邓禹、王深等功臣，从未行使过宰辅的权力。刘秀鉴于王莽以大司马职位篡权的教训，加强了对国家大权的独揽，将尚书台建成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，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到榻前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　　当然，刘秀的“退功臣进文臣”之举也有其局限性。应该说“退功臣”做的是成功的，一方面，退功臣没有引发政权动荡；另一方面，退功臣并没有削弱东汉的武装力量，因为一些年轻名将仍在军中，此后出现的镇压叛乱、边境战争予以了证明。这一点强于千年之后的赵宋政权，为防藩镇拥兵而采取“文臣换武臣”之策，致使弱国弱军，苟安于半壁江山。

　　至于刘秀“进文臣”之举，史家多有非议。一是进了一批虔信谶文，编造纬书、密制图谶、进献符瑞、制造“天谴”的儒士，降低了官吏队伍的素质；二是尚书台职权畸形发展，遂成凌驾于百官之上的特权集团。

　　总体来说，刘秀推行“退功臣进文臣”方策，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，从而熄灭权臣之欲，避免藩镇之乱，为东汉争得八十年百姓生息、国家强盛时期，这是他比历代帝王高明之处。刘秀的开国功臣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，光荣退出政治舞台，“功成即退，挹而损诸”，岂不是功臣们最好的归宿？